早期社會中，無論是路旁、樹下、廟前或是渡口，到處可見一個大茶桶或是一個茶壺，壺口倒蓋著一個杯子或碗，茶桶或茶壺貼著「奉茶」字樣，這是提供給路人飲用的免費茶水。
其中出現的「奉茶」，也就是在路邊樹蔭下提供免費的茶水給路過的行人，行人可自行隨意取用茶水，現場並無人管理，只有一些善心人士會定期擺設，添補新鮮茶水，此一活動被視為臺灣濃厚人情味的展現。不過考察史料後可以發現，類似的行為在傳統中國被稱為「施茶」。
施茶活動的行為之所以稱為「施」，與佛教教義中所謂的「布施」有關，唐代已有僧人施茶的記錄，而明代也有文人撰文，以累積功德為由勸說民眾贊助施茶。由於施茶與宗教含義的關係，僧人是當然的參與者，但布施並非僧人專有，百姓有意願者亦可參與。
施茶不只是在行人往來的路邊，有些比較講究，或是經費較充足的，就會建造茶庵或茶亭，像是清代徽商便曾與當地民眾合作，於關帝廟前建造茶亭，或是如清代小說《斬鬼傳》描述一間破廟旁的茶庵，「上寫著四個大字，是『施茶結緣』」。正因有些茶庵與寺廟結合，因此茶庵有時也成為具有宗教功能的場所，像是范鳳翼〈通州西門創建世燈庵碑記〉中記載太原僧人智宗募款買地進行施茶活動，後來就慢慢加入講經行為，具有提供宗教活動與過客短暫停留的功能。
除了寺廟之外，也有在交通要道，像是乾隆《潮州府志》記錄了某商人團體在東橋頭施茶，或如光緒《重修天津府志》一般，侯天順在北門外重建一座施茶庵，既然在橋頭或城門外，自然是方便往來的過客。正因為城內城外有許多地方建有茶亭，以是許多地方志也會特別記載當地茶亭成立的時間、地點，以及成立的人名或家族，或是茶亭的興廢等。在這些記載之中，官方亦非自外於眾。康熙時擔任山東蒙陰縣令的陳朝君，便曾捐出自己的薪俸，於夏、秋兩季提供茶水，冬季提供熱茶給往來行人飲用。可見施茶活動與一般施粥賑米活動相同，發起與參與者不分官民。亦可看出施茶活動所施之「茶」，有時會依季節不同而有所改變，又如袁宏道〈板橋施茶疏〉中提到施茶行為在不同季節會有不同的花費，夏天提供開水，因為要柴薪燒水，所以才會「費薪」。冬天煮薑湯需大量生薑，因此「費薑」。
雖然就目前的史料來看，不太清楚茶庵是否會有人常駐管理，應該還是有專人定期添加茶水。茶庵的設立與維護並非易事，主要還是要有經費的來源，范鳳翼〈通州西門創建世燈庵碑記〉估計約「三百餘金，買地一區」，以做為搭建茶庵的地點。而嘉慶《鳳臺縣志》中設立茶庵的安國順捐了五十畝地，供應施茶的開銷，乾隆《潮州府志》中的商人團體也是買田五畝五分，以其每年所收的租穀一十七石一斗才足以做為施茶的經費。可見得若非家業豐足的善心人士，若要施茶，可能還是要靠團體的募捐與合資，也因此許多文人寫的施茶疏文也都是為了搭建茶庵而公開募款的文告。
這樣的行為發展到後來，也許各地方因地、因時制宜。《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外銷畫精華》收錄一些關於北京風俗的圖畫，其中一幅繪著一個簡單的棚子，外面大書「皇恩浩蕩」，內置一個木桶，裝著一個大冰塊，有個人正拿著木杓抄了口水要喝。圖旁的文字說明了這是北京三伏天在官衙門口搭的茶棚，若是民間所為，棚上的黃紙則改為「普結良緣」。施茶活動可能隨著先民渡海來臺而持續進行，不過清代臺灣由於治安動蕩，目前筆者還找不太到施茶的具體記載，也許原因在於社會治安不穩，地方經濟不長，施茶經費無由，再加上施茶地點多在交通要道，若治安敗壞，搞不好施茶的人反過來會被打劫也說不定，因此施茶行為的再興或許與地區治安發展有著緊密的關係。然而，透過許多日治時期的報導與調查資料可以看到，臺灣當時仍有施茶行為的進行。目前在苗栗大湖鄉保留著一座建於大正年間的十份崠茶亭，雖然已經重新修復過了，但仍可以看出茶亭的實際樣貌。有興趣的朋友在前往苗栗旅遊時，可以順道走走看看，感受先人樂於分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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